引子
美國以巨大的貨物貿易逆差為借口挑起中美雙邊貿易摩擦,
并以此為由在貿易和投資等領域出臺系列措施壓制中國, 中國隨即反制,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為貿易戰。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真的是中美貿易戰的現實起因嗎?事實證明, 巨大的貨物貿易差額并非中美貿易戰的起因, 一方面,
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美國對華的高技術產品出口控制, 并非是中國“獎出限入”的經貿政策;另一方面,
由于原產地原則和其它統計方法上的重大缺陷造成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虛高,
它并不能真實反映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競爭力和貿易收支。縱觀20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貿易戰的歷史大背景,
這次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作為老牌守成帝國的美國與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中國之間的全球戰略競爭在經貿領域的反映, 其具有結構性、復雜性和長期性,
并非是減少美中貨物貿易逆差所能解決的。為此, 我們必須科學分析中美貿易戰的本質, 保持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既有戰略的定力,
沉著應對中美貿易戰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
自1979年中美建交和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以來, 兩國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 但也摩擦不斷, 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 以美中貨物貿易巨額逆差為由, 美國采取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行動, 挑起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
2018年5月初,
美國代表團來北京與中方在經貿領域進行了第一輪談判, 盡管“進行了坦誠、高效、富有建設性的討論”,
但是“在一些問題上仍存在較大分歧”;2018年5月中旬, 中國代表團訪問美國, 與美方在經貿領域進行第二輪談判,
發布了《中美經貿磋商的聯合聲明》, 并停止互相加征關稅, 避免了貿易摩擦升級, 中美經貿關系看似由此從正面沖突轉向長期談判。
2018年6月15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置中美雙方已經形成的共識于不顧, 批準對約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關稅, 并在6月18日威脅中國, 若中國繼續反擊,
將再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作為回應, 中國表示, 若美方一意孤行,
中國將不得不采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措施進行反制, 且中美雙方此前磋商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再有效。7月6日,
美國正式對第一批清單上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作為反擊, 中國也于同日采取同等規模和力度的征稅措施,
并就美國對華“301”調查項下正式實施的征稅措施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 追加起訴。至此, 中美貿易摩擦正式升級為貿易戰。7月10日,
美國又公布針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10%的詳細清單, 更有甚者, 8月3日美國表示將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關稅提升至25%;作為反制,
中國依法對自美進口約600億美元商品按四擋不同稅率加征關稅。至此, 中美貿易戰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不斷強化的中美貿易戰背后, 絕不僅僅是兩國經濟利益的沖突, 而是中國模式與華盛頓模式的對立。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回顧歷史將有助于我們更好了解這場中美貿易戰的背景、起因、實質并提出應對之策。
從19世紀末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大視角來看,
目前中美貿易摩擦的爆發并演變為貿易戰,
它反映了作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國的帝國主義美國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迅速崛起的防范和壓制。縱觀歷史長河,
世界老二難當。美國GDP在19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先后超過英國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一。經過20世紀前半期的兩次世界大戰,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意日戰敗, 在美英的倡導下組建了兩大國際經濟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世界銀行)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
之后又簽訂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GATT) , 美國才最終成為引領全球經濟規則制定的世界第一強國,
但在此之前其卻潛伏了半個世紀之久。在1945年至1991年美蘇冷戰期間, 社會主義蘇聯成為世界第二, 蘇聯以經互會和華約為依托,
客觀上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美蘇之間的霸權爭奪從古巴導彈危機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的星球大戰計劃,
最終以蘇聯解體、蘇共丟失政權而告終。蘇聯解體后,
世界第三的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早在1985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七國財長會議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議”, 導致日元兌美元急劇升值,
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 至今未能翻身。隨著中國改革不斷深入, 開放日益擴大。1978年中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黨代會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 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
中國經濟獲得了迅猛發展, 國際經濟地位不斷提高。2010年中國名義GDP總量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綜合國力不斷增強,
在世界的影響力不斷提升。這必然會引起當今世界第一超級大國美國的高度警覺。為了維護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
美國采取行動遏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就不足為怪了。
雖然GDP總量是衡量一國經濟規模的有效指標之一,
但并非是衡量一國綜合實力的最佳指標。中國清王朝康乾盛世時期GDP占世界的1/3左右, 由于閉關鎖國,
不到100年的時間就被后起的英國擊敗。因此僅用GDP總量衡量一國的綜合國力是不科學的。目前中國GDP總量雖排名世界第二,
但人均GDP不到美國的1/6, 雖然中國制造業體量大, 但實際技術水平并不高, 且中國經濟結構不甚合理, 第三產業占比偏低,
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改變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發展模式。經濟規模不等于硬實力, 所以中國近些年努力推進產業升級, 實行工業4.0計劃,
提出“中國制造2025”, 就是要千方百計地努力發展高科技產業, 提升中國硬實力, 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
美國擔心中國產業升級后將與自己形成直接的戰略競爭,
影響美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 如果這個優勢喪失了, 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會受到嚴峻挑戰。因此,
此次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所涉及的領域主要集中在中國正在進行產業升級的中高端產品上。高新技術行業是美國最具出口競爭力的行業之一,
故美國長期限制該行業對中國的出口。不僅如此, 美國還試圖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 比如通過各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貿易和投資規定,
以及類似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 于基于國土安全考慮而實施的單邊審查工具, 制約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USTR) 公布的1300多個獨立關稅項目中, 其所涉及的產業幾乎全部集中于“中國制造2025”所支持發展的產業,
事實上這些產業占中國出口至美國貨物貿易的比重較小。因此, 美國打著貿易保護旗幟實則打壓“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目標昭然若揭,
足以看出美國的霸權主義思維。
中國新舊動能轉換的不斷推進促使著中國經濟發展向高質量演進,
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逐漸由互補發展成為全球的戰略競爭, 一個是世界霸主的帝國主義守城大國, 一個是迅速崛起的社會主義新興大國,
兩國今后無論在經濟、地緣政治、軍事還是文化上, 都面臨著全球的戰略競爭。可以預見,
未來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高超音速以及生物技術等戰略科技領域, 正在快速發展的中國企業肯定會繼續受到來自美國的遏制。
美國以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為由挑起的貿易摩擦和開打的貿易戰,
可能會使一些人得出貨物貿易巨大差額是中美貿易戰的起因的結論。但研究表明,
貨物貿易巨大差額不是中美貿易戰的起因。美國以對華貨物貿易巨額逆差為由發動貿易戰,
其根本原因是世界霸主老牌帝國主義美國對迅速崛起的社會主義中國持有戒心,
并對中國至關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進行戰略壓制。盡管中國同意增加對美國的進口是新階段中國對外經貿政策的必要調整,
但中美之間的貿易收支失衡具有結構性、復雜性和長期性, 短期內是不可能輕易解決的。
美國總貨物貿易逆差在2002-2008年間呈擴大趨勢,
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大幅度收縮,
2010年開始恢復并呈波動式上升;其中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占美國總貨物貿易逆差的比重也逐年上升,
由2002年的22%升至2017年的47%。從數值上看, 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高達3752億美元,
占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總額的將近一半。由此來看不難理解美國高度重視與中國的貿易收支失衡問題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何在經貿問題上屢屢針對中國。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 美國對華貨物貿易巨額逆差是什么原因導致的?美中貨物貿易逆差是否真的如美國統計的那么高?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如下:
(一) 美國對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控制加大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
美國認為, 美中貨物貿易巨額逆差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獎出限入政策和外匯傾銷。筆者認為, 這種指責是站不住腳的。
在貿易政策上,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指責中國通過設定高進口關稅和對出口行業進行非法補貼獲得不公平的貿易利益。據世界銀行統計,
2017年一年美國對華貿易爭端立案總數從2016年的44起增加到51起, 創下歷史新高;2018年5月中美第一次貿易談判中,
美國要求中國減少200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逆差,
并停止對“中國制造2025”的補貼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7月20日特朗普宣稱要將征稅范圍進一步擴大至5000億美元,
幾乎覆蓋了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全部商品。然而, 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因為美國、歐盟和日本政府也曾經大量補貼各自國內弱勢或新興產業以促進其發展,
這些發達國家通過政府補貼并在一些行業中取得絕對優勢之后卻不允許后發國家也進行相關補貼, 這是對后者的不公平;且美國在指責中國的同時,
仍在通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政府補貼促進農業、汽車等產業的生產和出口。此外, 中美兩國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 存在不同的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
所以在不同產品的進口關稅上存在一定差異并不違反WTO的相關規定, 美國以汽車行業為例指責中國關稅過高的說法是以偏概全。
在匯率政策上,
美國曾一度指責中國通過削弱人民幣匯率來促進出口。實際上, 人民幣匯率雖然對中國出口貿易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影響并不大。世界銀行統計的統計表明,
從歷史上看, 1994年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是1:8.7, 而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很小,
僅為294.9億美元;到2017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1:6.6左右 , 而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升至3752億美元。此外,
雖然人民幣匯率在2014-2016年期間出現階段性貶值, 但這與謀取額外貿易利益無關, 因為相較于前一年,
中國外匯儲備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別下降了5126億美元和3199億美元,
在這種情況下若中國有意操縱人民幣貶值顯然不利于穩定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
有違“匯率操縱”論斷。李稻葵和李丹寧年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了人民幣匯率對美中貿易逆差并沒有直接的相關性。由此可見,
人民幣匯率問題與中美兩國貨物貿易巨大額差沒有任何的直接關系, 這難以解釋中國對美貨物出口貿易的爆發性增長和貨物貿易巨額順差。
美中貨物貿易巨額逆差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國對華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控制。貿易的本質是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
中美兩國在勞動力成本上存在著巨大差異, 這決定了中國在中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領域具有比較優勢, 而美國在高新技術領域具有更強的比較優勢,
中美貿易結構由此決定。但1949年以來, 美國控制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華一直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政策, 直到2007年,
美國商務部仍發布了《對華出口管制清單》, 規定航空發動機、先進導航系統等20個大類的美國高科技產品不得向中國出口。反之,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大量進口高新技術產品, 中國順勢而動, 將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對美國出口不斷擴大;而美國逆勢而為,
將自身具有競爭優勢的高新技術產品進行出口管制, 直至今日也并未放松。一正一反, 美國對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貿易被嚴重抑制,
導致美國在該類產品上長期保持對華貿易逆差, 且逆差數額不斷擴大。2004年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貿易逆差為362.97億美元,
占對華貿易逆差總額比重為22.37%;到2014年, 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逆差增至1237.43億美元 。可見,
如果美國不對出口到中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實行管制, 則可以大幅度降低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
(二) 用原產地原則的統計方法和轉口貿易高估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
基于現行的原產地原則的貨物貿易統計方法實際上夸大了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在生產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
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進行戰略布局,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
通過加工組裝的方式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雖然中國所獲得的利益僅為價值鏈中加工組裝環節的增加值,
但當前的原產地原則的貿易統計方法卻把總的商品價值記為中國的出口額, 這一統計方法的滯后直接導致了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被夸大。以蘋果手機為例,
在中國完成組裝并出口至美國的每臺手機出廠價為240美元, 該手機生產中附加值較高的設計部分在美國完成, 核心元器件來自日本、德國和韓國等國家,
中國僅負責組裝部分, 每加工一臺蘋果手機只能賺取8.46美元。但是蘋果手機最終從中國出口到美國,
中美兩國的海關統計都將其價值總額記為中國向美國的出口, 這明顯夸大了中國的貿易順差。
轉口貿易是生產國和消費國不直接進行而通過第三方進行的貿易,
中國香港作為著名的自由貿易港, 轉口貿易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貨物貿易額的統計中,
轉口貿易從兩個方面高估了此數據:一方面, 美國官方將中國香港的轉口貿易額籠統地計入中美貿易總額,
但實際上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 中國并非這些貨物的真正出口國;另一方面, 在統計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時,
美國官方按離岸價格計算出口金額, 而按到岸價格計算進口金額, 這使得裝卸、運輸和保險等費用被雙倍計入了當前統計的中美貨物貿易逆差。此外,
在美國對中國出口貨物貿易額的統計中, 并未將通過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香港、澳門等地區以轉口貿易形式間接賣給中國的商品計算進去,
這樣一進一出, 大大高估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
(三) 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貿易轉移效應擴大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
外商直接投資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
把FDI母國對第三國的貨物貿易順差轉移成東道國對FDI母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和東道國對第三國的貨物貿易順差。改革開放以來,
日本、韓國等地區不斷把一些勞動密集的出口加工貿易型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地區,
這些外資企業從母國或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生產設備、原材料、中間品或關鍵零部件, 在中國大陸地區進行加工制作,
然后將生產出來的最終產品出口到美國。實際上這是外資企業母國對美國的出口,
但是在進出口統計中卻全部被計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周邊國家和地區對中國FDI的增加實際上把這些國家和地區對美國的出口轉移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造成美中貨物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所以用當前方法統計的美中貨物貿易逆差數額來評價中美貨物貿易的利益得失是不科學且有失公平的。
(四) 不考慮中美服務貿易和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凈誤差與遺漏”夸大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
國際貿易除了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對于中美貿易平衡,
應該對經常賬戶整體進行分析, 不能只關注貨物貿易。在服務貿易領域, 中國服務貿逆差從2009年的153億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2331億美元,
增長了近15倍, 其中, 中美服務貿易逆差額由2006年的12.7億美元提升至2016年的368億美元, 擴大了近30倍,
遠高于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的增長速度。僅從貨物貿易角度來討論中美貿易失衡, 而忽略兩國服務貿易的收支狀況, 是有失偏頗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
中國居民出境旅行、留學或就醫等期間所購買的商品一般被計入旅行服務貿易項下, 而在實際生活中, 中國代購盛行,
這意味著大量原本應被計入貨物貿易的商品最終卻被統計到了服務貿易中。據世界銀行統計, 2017年中國旅行服務貿易逆差為2251億美元,
占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的比重高達84.8%, 美國又是中國居民出境的一大目的地, 由此可見, 美中貨物貿易逆差實際上被放大了。除了旅行服務貿易,
中國對美國服務貿易逆差較大的領域還有知識產權使用費。雖然受制于美國對中國實行的高新技術出口管制,
但是2001年以來其累計逆差額仍然達到2049億美元, 其中2017年為239億美元。隨著中國制造業的進一步升級,
中國對國外知識產權的需求將不斷增加, 若美國放松對中國的高新技術出口管制, 僅從經常賬戶整體來看, 美中貨物貿易逆差就會大幅減少。
作為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抵消賬戶,
“凈誤差與遺漏”在統計上應該具有顯著的隨機性, 如果其存在階段性特征, 例如方向的階段性維持, 則說明其有特殊的經濟含義;同時,
根據國際慣例, “凈誤差與遺漏”的規模占同期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應該在正負5%以內, 否則平衡表就是不可靠的。據世界銀行統計,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凈誤差與遺漏”從2014年第二季度開始到2017年第四季度一直為負值, 且在2017年,
中國“凈誤差與遺漏”占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比重為5.6%, 說明可能存在經常項目順差被高估,
或者對外資本輸出被低估的情況。導致中國“凈誤差與遺漏”項長期為負且規模巨大的經濟原因除了可能出現資本外逃,
還有可能是企業虛報出口。特別是在人民幣單邊升值的時期, 一些企業為了完成出口業績以獲得地方政府獎勵,
在海關申報中虛報出口規模。海關統計中記錄了虛報的出口數據, 但實際中并沒有外匯調回, 而國際收支平衡表是基于海關數據制定的,
這部分缺失的出口收入數據最終構成了“凈誤差與遺漏”中負值的一部分。雖然不能確定“凈誤差與遺漏”的具體構成狀況,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
在統計美中貨物貿易逆差時如果不考慮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凈誤差與遺漏”, 主、就會高估貿易逆差。
現有研究表明,
評價中美貿易平衡關系, 應綜合考慮中美兩國的貨物貿易平衡、服務貿易平衡以及經濟合作平衡, 不僅要考慮貿易和投資的流量平衡,
還要考慮貿易和投資的盈利平衡, 因而采用綜合貿易所有權評價法能更加全面地評價中美雙邊貿易關系。夏先良采用該方法測度中美貿易差額后發現,
在綜合平衡中美所有分支機構在對方市場的銷售額后, 中國對美國存在大額貿易順差;在綜合平衡中美控股公司在對方市場的銷售額后,
美國對中國存在小額貿易逆差。然而, 隨著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和發展, 雖然綜合貿易所有權評價法能夠從總量上較為客觀地反映中美貿易平衡關系,
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貿易收支狀況衡量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實際收益,
否則會出現轉口貿易高估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的問題。劉遵義等用國內增加值的方法測算2002年中國出口至美國的貨物總值,
結果僅為用傳統貿易差額法得到的總值的一半。后來, 分解貿易增加值的方法不斷完善, 逐步形成了全球價值鏈貿易增加值評價法,
該方法能夠從中美實際獲得的貿易增加值出發, 準確地評估中美貿易的利益分配關系,
是評價中美貿易關系更為科學的核算方法。夏先良用該方法估算了中美增加值貿易差額, 發現中國在貿易值和貿易利益上均為逆差方,
而美國才是順差方。由此可見, 美國總統特朗普以美中貨物貿易巨額逆差為由對中國進行的指控與事實不符,
貨物貿易巨額逆差不是中美貿易戰的起因。美國基于不符合時代要求的貨物貿易統計方法計算得出美國對中國存在高額貨物貿易逆差,
并以此為借口來攻擊中國的貿易、產業、匯率以及知識產權制度或政策, 使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 其真實意圖在于阻撓和遏制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從歷史上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與博弈來看,
今日中美貿易戰的實質是作為老牌守成帝國的美國與快速發展的社會主義中國之間的全球戰略競爭;從更長遠的視角看, 是中國模式與華盛頓模式之爭,
重點在于爭奪世界經濟的主導權和經濟全球化游戲規則的制定權。美國圍堵中國, 扼制中國的崛起, 意在繼續主導世界經濟的發展,
防止中國對美國霸權的染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美國在挑起貿易戰的同時, 已在經濟、政治、軍事、地緣政治和文化上對中國進行了全面施壓、圍堵和遏制。
(一) 美國在經濟領域施壓中國
在經濟上,
美國采取組合拳, 從投資、金融和貿易三個方面向中國全面施加壓力。在投資方面, 美國政府采取的稅制改革, 不僅涉及范圍廣、金額大,
關鍵是要把原先全球征稅體系轉變為屬地征稅體系, 其主要目的是引導資本回流美國, 促使美國就業和收入增加,
這種意圖和手段也符合部分美國在華企業的需求。近10年來, 中國統一內外資所得稅率, 中資企業快速發展,
中國政府也加大了對中資企業的支持力度;相應地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的優惠待遇不斷削弱,
中資企業在人才和市場等方面對外資企業構成了威脅。美國在華企業愈發感到焦慮和不滿, 這種不滿情緒會很快傳至美國媒體和政界,
對中國執行產業政策手段的指責、“301”報告的出臺以及擬限制中國赴美投資政策均是這種不滿情緒的宣泄。在金融方面,
美國意圖通過加息縮表吸引全球資本特別是在華外資企業資本流向美國市場, 引發人民幣的匯率風險;若中國守不住相對固定的人民幣匯率,
則容易觸發中國金融危機。雖然中國可以通過外匯儲備等方式進行有效防范, 但是若美元儲備不足也容易給中國帶來金融風險,
美國這一行為無疑會對中國接下來的貨幣政策產生巨大壓力。在貿易方面,
美國以中美貨物貿易長期保持巨額逆差、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和中國不遵守WTO承諾為由, 2018年7月6日正式對34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
發動了中美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同時為堅定美國中西部農業洲支持貿易戰的信念,
美國白宮竟通過了高達120億美元的補貼計劃以幫助可能在貿易戰中受損的豆農。美國這種不顧世貿規則的霸凌主義行為反映了美國對中國產業政策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不滿,
以及對中國進軍高科技領域威脅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的擔憂, 表面看是發動貿易戰, 歸根結底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幟來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
(二) 美國在政治同盟上擠壓中國
在價值取向上,
美國與日本、歐盟等形成同盟, 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尤其是在亞太地區, 日本和韓國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國,
在特朗普上臺之初就與之進行密集高層接觸。先是2017年2月特朗普邀請安倍訪美,
美國副總統彭斯、國防部長馬蒂斯、國務卿蒂勒森也頻頻訪問日本和韓國;再是2017年7月和9月, 美日韓三國首腦會談,
逐步結成并鞏固了“三角同盟”。越南和菲律賓因南海問題一直以來與中國摩擦不斷, 因此特朗普對這兩個國家給予了高度重視,
在2017年11月的亞洲之行中特意訪問了越南和菲律賓, 并多次提及“印太”概念, 企圖拉攏兩國與之形成同盟,
至此特朗普的亞洲戰略開始加速成型。為了推進并實現這一戰略, 特朗普聯合日本和澳大利亞達成了在印太區域深化安全與戰略合作的共識,
并引誘印度加入并支持“印太戰略”形成四國聯盟, 以達到制衡中國的目的。對于亞洲以外的盟友國, 特朗普也并未放棄拉攏,
并已取得一定成效。雖然特朗普的貿易制裁槍口也指向了歐盟、加拿大等盟友國, 但是我們更傾向于認為這是美國逼迫這些國家明確站隊,
用強硬手段要求其盟友在中美貿易摩擦中與其統一戰線。在2018年6月20日的G7首腦會議上, 特朗普提出G7國家一體化計劃,
主張7個國家之間實現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 試圖誘使歐盟及其他發達國家與美國堅定地站在一起, 逐漸將WTO邊緣化。該計劃已得到歐盟正面響應,
華盛頓時間7月25日, 美國與歐盟達成貿易協議, 在非汽車行業達成了消除關稅及貿易壁壘的共識,
歐盟也同意從美國進口更多的大豆和液化天然氣。結合7月17日歐盟和日本達成的零關稅自由貿易協定以及8月9日美日舉行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這意味著美日歐三大經濟體超越WTO規則將實現更深層次的融合, 將形成新的自由貿易核心區。在美歐此次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也提到要“推動WTO改革”,
實則是要建立有利于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貿發展的WTO新規則;聲明中還提到要“解決不公平貿易行為”,
其具體解決內容幾乎是照搬“301調查”中對中國的指責,
實則是從意識形態層面將發達國家與中國對立起來。此時寄希望于聯合歐盟抵制美國無異于異想天開。事實上,
發達國家在對待中國的強制性知識產權許可和非市場經濟導向等方面與美國的立場并無二致。
(三) 美國在軍事領域挑戰中國
在軍事上,
美國插手中國的南海問題和臺灣問題。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擴大勢必導致中美雙方的軍事對立。2018年1月9日,
美國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 并認為“中國使用經濟手段來恐嚇鄰國,
并且軍事化南海地區”。隨后在2月3日發布的《核態勢審議報告》中點名中國與美國削減核武器的行為背道而馳。從美國對中國一系列的態度和立場可以看出,
美國的遏華戰略已從溫和型轉向攻擊型, 特朗普也曾表示當選后將加強美在東海、南海的軍力部署, 威懾中國。特朗普上臺后,
美國對中國島礁軍事化、破壞航行自由和危害地區秩序的指責不絕于耳, 打著航行自由行動的旗號實施挑釁之實。事實上,
美國才是島礁軍事化和危害地區秩序的始作俑者。在南海問題上, 2017年11月11日特朗普訪問越南期間就表示要幫忙調停或仲裁中國和越南的南海爭端,
實則是要通過南海問題遲滯中國崛起, 鞏固美國在亞太的霸權地位。為了達到圍堵中國的目的, 美國把退役下來的軍艦和軍備武器轉讓甚至贈予了越南,
并授予相關的操作技術, 大幅提升了越南在南海爭端上與中國對抗的軍事實力;最近一年, 美軍闖入中國南海12海里內的頻率和烈度大幅提升,
在南海及周邊地區的軍事部署也在不斷加快;此外, 隨著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 美國又有了新的野心, 駐韓美軍開始考慮在更大范圍內承擔任務,
并加強了戰略靈活性, 意在插手中國的南海問題。在中國臺灣問題上, 美國先是不斷違反“一中原則”,
僅2018年3月至5月期間就通過了5個涉及中國臺灣地區的法案,
分別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面挑撥中國臺灣與大陸內地的關系;隨后便是有計劃地派遣軍艦穿過中國臺灣海峽, 并策劃參加中國臺灣地區軍演,
軍艦穿臺海計劃在2018年7月7日得到實施, 其他軍事干涉也會接踵而至。這一系列行為背后是對中國底線的挑戰。
(四) 美國在地緣政治上圍堵中國
在地緣政治上,
美國推行“印太戰略”, 對中國形成“C”形包圍圈, 并在外交上對中國進行遏制和圍堵。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
美國認為這是中國地緣政治擴張, 是對美國領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在這種猜忌和擔憂的影響下, 特朗普政府開始推行“印太戰略”,
聯合印度、日本及澳大利亞試圖阻礙“一帶一路”建設, 打擊中國在亞洲乃至全球的影響力, 并提升自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控制力。首先,
美國對與中國保持友好關系的國家進行打擊, 包括把巴基斯坦歸為隱藏恐怖分子的國家,
并暫停對巴基斯坦的各類援助;在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努力改善與中國的關系時, 美國就出臺了《世界范圍內威脅評估》報告,
將菲律賓定義為民主和人權脆弱的國家之一, 并指責杜特爾特阻礙了菲律賓的民主。其次, 美國還頻頻圍繞中國周邊地區進行外交活動。在2017年11月,
特朗普開啟了為期12天的亞太之行, 在其訪問日本、韓國、越南和菲律賓中多次推銷“印太戰略”,
而這個戰略正是美國頂級的扼制中國的地緣手段;2018年6月12日, 美朝兩國領導人特朗普與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會晤,
不僅推動了半島無核化、維護了地區和平穩定, 還解決了來自朝鮮的核威脅, 為集中精力向中國施壓做了鋪墊;為了遏制中國,
美國也準備與俄羅斯關系正常化, 一方面, 在G7首腦會議上提議允許俄羅斯回歸G7集團, 另一方面, 在2018年7月16日,
特朗普就任總統后首次與普京進行正式會晤, 兩方均傳遞出了美俄未來將擁有“超乎尋常關系”的訊號, 其背后原因在于俄羅斯已經沒有實力挑戰美國,
中國已經超越俄羅斯排在美國競爭對手的第一位。在外交上沒有永恒的敵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從美國的一系列舉動不難看出其圍堵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意圖。
(五) 美國在文化領域侵略中國
在文化上,
美國宣傳的普世價值觀與中國的四個自信及核心價值觀產生沖突。普世價值觀屬于資本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它宣揚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等;它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基礎, 認為個人價值高于社會價值,
體現了極端的利己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想。在實踐過程中,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著普世價值的幌子對非西方國家實行侵略和掠奪,
導致相關國家政治動蕩、經濟衰退、社會混亂,
給當地人民帶來了災難。這種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制顯然對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中國不具有“普世”性。而中國奉行的四個自信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揚“社會本位”的價值觀,
更符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國情。如果把適合美國發展的普世價值觀削足適履地套用到中國,
必然會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新的冷戰已經開啟,
貿易戰只是中美全球戰略競爭的一個縮影。在美國人的眼里,
目前中國世界第二的經濟規模、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決定了其對美國霸權必然構成潛在威脅。當中國的綜合實力較弱時,
可以通過對美國進行經濟捆綁, 讓美國資本參與分享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紅利,
從而降低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備。但隨著中國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等實力的迅速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等,
美國將越來越感受到被中國超越和取而代之的風險, 其必然趁自己依然占據優勢的時候對中國采取遏制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中美兩國之間互利合作關系已為戰略競爭關系所代替。
在美國最新一版的作為指導美國國防安全與軍事戰略走向的綱領性文件《國防戰略報告》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已發生轉變, 美國首次將中國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 且相較于2008年發布的上份報告,
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點已經從恐怖主義轉變為國家間戰略競爭。
在當前, 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正面沖突難以避免, 但是在目前中美綜合實力不對等、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不對稱的情況下, 中國需要冷靜觀察, 科學分析, 沉著應對。基于此, 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
要冷靜深入、科學細致地分析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目的和實質。自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 面臨美國的貿易挑釁,
我們的政界、媒介和學者對美國的戰略判斷分歧較大, 更有甚者, 在認識和處理中美貿易摩擦問題時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和極端的民粹主義色彩,
在這種條件下做出的研判必然缺乏科學性, 提出的對策缺乏針對性。新時代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一定要放到歷史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解讀。從目的看,
美國此舉就是要遏制中國的崛起和發展;從實質上看, 就是兩種制度、兩種體系和兩種文化之爭,
說到底就是守成大國帝國主義的美國與新崛起大國社會主義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上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之爭,
也就是中美兩國在全球范圍內的戰略競爭。在認清美國挑起貿易摩擦和開打貿易戰的目的和實質的同時, 我們既要客觀科學評估中美貿易戰對世界經濟,
尤其是對中美經濟的影響, 以利于保持戰略定力, 更要積極主動地向民眾傳遞這一信息, 引導民眾理性、全面地看待中美貿易戰。
其次,
要科學評價中國改革以來取得的成績, 避免給美國提出的“中國威脅論”以借口。對改革開放以來的輝煌成就, 要實事求是地充分肯定, 但不要妄自尊大,
給美國“中國威脅論”的口實。雖然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通過這次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并演變為貿易戰的一系列事實表明,
我們的經濟規模不等于國家硬實力, 中國的人均GDP還不高, 中國在高精尖技術領域與美國之間仍有不小差距。我們要認清自己的不足,
要有危機感和憂患意識, 要繼續韜光養晦, 要化競爭壓力為發展動力。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中美今后在國際博弈過程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 既不能盲目輕敵,
也不能失去自信, 要以平常心勇敢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堅定不移地走好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 制定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 從今后相當長的時間看,
我們作為新興的社會主義大國, 既要當好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又要當好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更要當好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第三,
要以這次中美貿易摩擦為契機, 全面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 創新體制, 大力發展現代金融服務業, 加快推進區域經濟合作。對內,
我們要加快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優化資源配置效率, 大力發展現代金融服務業, 優化經濟結構, 推動經濟向更高形態發展,
為中國順利實現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提供有利的內部環境。對外, 要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 擴大進口, 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在留住自身資本的同時也要吸引外部優質資本。在擴大開放的過程中尤其要注意營造與鄰近國家或地區健康穩定的經貿關系,
聯合亞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國家和地區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廣交朋友,
持續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并贏得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支持, 防范美國、歐盟、日本和印度一起對中國施壓與遏制中國的發展,
積極創造有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外部環境。
第四,
要充分吸取中興通訊案例的教訓, 不斷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與執法力度, 營造企業良性競爭發展環境。首先要從法律上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只有增加違法成本, 才能讓真正投入研發創新的企業得到回報與進一步創新的動力,
讓靠仿造或竊取技術的企業得到懲罰;其次要保障相關知識產權法律的執行效果。其實中國已經逐步在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
但是由于維權成本較高和索賠困難往往阻礙甚至打消了被侵權人進行維權的意愿, 因此要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投入, 嚴厲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
才能維護公平競爭;最后要重視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宣傳教育, 從思想上逐漸樹立尊重知識產權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
三方面協同推進才能真正帶動產品由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和中國智造的發展。
第五,
要鼓勵企業自主創新, 推動中國新舊動能的轉換、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不斷增強國家的經濟和科技硬實力,
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目前在全球價值鏈的很多領域, 中國企業的核心技術、材料和設備都高度依賴于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企業,
中國企業僅僅參與加工裝配環節。如果中國企業不能完全自主地生產不可替代的關鍵材料、設備和零部件, 任由其掌控在國外企業手里,
那么無論中國的產業體量有多大, 也無法擺脫“裝配工廠、低端運行”的被動局面,
在全球價值鏈的利潤分配上始終處于劣勢。中國要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生產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邁進以及在戰略性產業上擁有話語權,
靠的不是投資更多的下游組裝和加工工廠, 而是培育更多擁有自主核心技術、關鍵材料和零部件的上游企業。因此,
我們必須實現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現代制造業的深度融合, 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本文轉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作者簡介：
陳繼勇, 經濟學博士,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武漢大學美國加拿大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國美國經濟學會會長。
本期責任編輯：張馨
